由于依据法释[2003]7号而非《合同法》确定解除权的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加之法释[2003]7号自2003年6月1日起实施，当事人在此前并不清楚解除权是否产生，因此，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应当自法释[2003]7号生效之日起算。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实践中已经出现这样的需要。
立法法在附则中做了规定，以显示它们与前面各类法的形式的较大区别。因此，建议将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可执行作为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二是，进一步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的授权立法：（1）是否可以重新考虑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必要性？制定立法法时，有一种意见强烈主张取消对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基本的理由是，经济特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在特区实行的很多政策措施其他普通行政区域也有了，特区已经不特。所以，法院不得以宪法为审判依据来处理案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条底线。但是，什么叫条件成熟，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很大，而且很多时候立法提案权在国务院，即使条件成熟了，但国务院不提出法律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很难启动立法程序。
因此，建议修改立法法时统筹考虑建立起以法院为中心的立法监督体制，已有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监督体制继续保留，但是，具体的监督更多地依赖法院。发挥法院对法律以下规范的监督作用，还可以与扩大法的范围衔接起来。1882年，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著名的十字架山案（Kreuzberg-Urteil）判决[22]标志着必要性原则的最终全面确立。
[56]中度审查，主要涉及对商业言论、公共论坛言论等的限制，以及基于性别或年龄等的准可疑分类，它要求公权力行为的目的必须是重要的政府目的（important governmental objective）。该学者将权利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基础的或高位阶的权利，第二类为所有其它权利。（二）目的正当性的综合评判 查明立法者、行政者的真实目的后，就应当对这种真实目的进行正当性判断。因而，应当完善比例原则的逻辑结构，将目的正当性原则作为比例原则的第一部分，即完整的比例原则应当包括四个部分：目的正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最小损害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
……职业自由的主观条件的设定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主观条件不应当与所欲达到的适当执业的目的不成比例。因此，适用比例原则的完整逻辑顺序应当是先判断目的是否正当，然后再判断手段是否合目的、是否损害最小，最后再判断手段与目的之间是否成狭义比例。
在比例原则产生的形式法治国时期，政府的职能还极其有限，立法者、行政者的规制行为还相对较少。第三，综合判断目的正当性。[79]而这是以逻辑结构完善的比例原则为前提的。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杨政权与肥城市房产管理局信息公开上诉案，(2013)泰行终字第42号。还有一种观点可称为效果论，认为只要能取得好的效果与收益，不管目的为何都是正当的。[58]分类审查被认为是20世纪的一项重大的司法发明。[13]因此，如果比例原则不评价公权力行为的目的正当性，那么就会使很多目的不正当的公权力行为无法受到司法审查，从而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根本保障。
法官在个案中首先应当查明立法者、行政者的真实目的，否定明显不正当的目的，然后以适度的司法克制与尊让综合评判目的的正当性。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three-tier proportionality does not contain the principle of legitimate purpose. This is due to the background of no law, no administration in the free Rechtsstaat. As time conditions change, more and more courts of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began to review the legitimacy of purpos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review. They are general review of legitimate purpose, review of important purpose and review of classification of legitimate purpose. Legitimate purpose is the basis of a legitimate action. If we add legitimate purpose principle to proportionality and establish four-tier proportionality, we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discretion of legislator and administrator. The substantive justice will come true and the human rights could be protected effectively. It can also help to promote the reflection of democrac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First of all, the court should find out the actul purpose of the legislator and administrator. Second, the court should ascertain if there is an obvious improper purpose. Third, the court should review the purpose synthetically and the judges must duly respect the power of legislator and administrator. 注释: 本论文的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
然而，正是由于存在广泛的目的设定裁量空间，无论是立法裁量，还是行政裁量，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2] BVerfGE 7, 377-Apotheken-Urteil. [3] Timo Hebeler, 50 Jahre Apotheken-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Was ist geblieben? JA 413, 417(2008)． [4] Ditter Grimm, Proportionality in Canadian and Germa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5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383, 385(2007)． [5]对于职业自由的限制，联邦宪法法院在药房案中进行了类型化思维，将职业自由的限制区分为三个层次：(1)对执业自由限制。
[19]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对目的正当性原则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对于目的正当性原则为什么会在传统的三阶比例原则中缺乏、当代各国司法实践究竟是在怎样对待公权力行为者的目的正当性、目的正当性原则纳入比例原则有什么意义、究竟应当如何判断公权力行为者的目的正当性等等问题还缺乏详细深入的研究。如果疫情确实正在扩散，事态紧急，那么政府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目的也就具有了正当性。根据巴伐利亚内政部的声明，如果不限制药房数量，将会破坏药物供给，因而出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原因，应当为新药房的开设设立必要的界限。[73] Ashutosh Bhagwat, Purpose Scrutiny in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85 Cal. L. Rev. 297, 320 (1997)． [74]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t. 5. [75] Bernhard Schlink, 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 in: Peter Badura/Horst Dreier,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Kl?rung und Fortbildung des Verfassungsrecht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450(2001)． [76]前引?，Ashutosh Bhagwatt文，第320页。如果符合此条件，达到目的的手段还必须适当，并且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对立法者、行政者的目的进行正当性审查，是实质法治的必然要求，它可以有效限制目的设定裁量，实现实质正义，保障人权，并且还能促进民主反思，改善民主质量。
[49]根据此两大标准，大法官迪克森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证，认定了议会减少毒品交易的目的是紧迫与实质的，符合限制权利所要求的目的重要性原则，因而目的具有正当性。这个问题在我国特别突出，我国行政权一直过大，至今还没有受到良好的监督控制，行政机关经常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实现不正当目的。
[39] BVerfGE 115, 320-Rasterfahndung. [40] BVerfGE 115, 320(345)-Rasterfahndung. [41] BVerfGE 118, 168-Kontostammdaten. [42] BVerfGE 118, 168(193)-Kontostammdaten. [43] Case C-341/05, Laval un Partneri Ltd. v. Svenska Byggnadsarbetaref?rbundet and Others, 2007 ECR I-11767. [44] Jonas Christoffersen, Fair Balance: Proportionality, Subsidiarity and Primarity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166(2009)． [45] Handyside v the United Kingdom, (5493/72) [1976] ECHR 5 (7 December 1976)． [46] R. v. Oakes, [1986] 1 S．C.R.103 [Oakes]． [47]前引。[64]虽然当地政府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刺激当地烟草消费，但从事后的记者调查可以发现，该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层层摊派烟酒销售的真实目的，实质上是为了获取烟酒销售商给予好处。
在欧洲，2007年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Laval un Partneri Ltd. v. Svenska Byggnadsarbetaref?rbundet and Others一案中，也作了类似于德国的目的正当性审查：只有是追求与条约不冲突的正当目的，并且可以被公共利益所证立，限制自由才是正当的。[31] 1953年，德国《联邦行政执行法》第9条规定：强制手段应当与其所追求的目的成均衡性比例。
因而，法官审查立法目的正当性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促进民主反思的过程，可以起到改善民主质量的功能。特别是对于行政裁量，随着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逐渐衰落，目的设定已不再是立法者的专有职能，行政者也不再是单纯地通过选择手段执行立法者的目的，而是通过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行政规范等方式广泛设定行政目的。目的重要性是对正当目的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即只有在目的正当性的前提下，才有进一步探讨目的重要性的可能。[38]最终，由于不符合《宪法》第13条第（3）项的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否定了住宅监听条款的效力。
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比例原则只是等同于必要性原则。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3）对权利或自由的限制不能超过所要实现目的的必要限度。关键词: 目的正当性比例原则权利限制目的必要性 一、比例原则中目的正当性原则的缺失 发源于德国的比例原则如今正在全球广泛蔓延，其已被或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宪政法治国家所接受。
第二种是以加拿大、英国等为代表的目的足够重要性审查类型，认为限制权利只有足够重要的目的才是正当的。[35]联邦宪法法院分析相关资料后，认为巴伐利亚《药房法》第3条第1款所欲达到的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无疑是重大公共利益，保持有序的药物供给无疑也有利于保护公众健康，所以巴伐利亚《药房法》第3条立法目的是正当的。
[29]实质法治国不再单纯地强调形式要素，而主张形式要素应为实质正义服务。[40]在2007年Kontostammdaten[41]一案中，联邦宪法法院也认为：比例原则要求，侵犯基本权利必须服务于正当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32] 1955年，学者鲁普雷希特·冯·克劳斯（Rupprecht von Krauss）在其名著《比例原则在行政法手段必要性中的意义》中使用了狭义的比例原则（Verh?ltnism??igkeit im engeren Sinne）一词。[30]参见前引⑨，Lothar Hirschberg书，第7-9页。
在进行目的正当性审查时，法院应当把握对立法者、行政者目的正当性审查适当的度，应当对立法者政治过程的结果保持适度克制，对行政者的专业判断结果予以适度尊让。1791年，普鲁士改革家卡尔·戈特里布·斯瓦雷茨（Carl Gottlieb Svarez）在一次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必要性原则：只有在必要的（notwendig）情形下，国家才能限制公民自由，以确保所有人的自由与安全。
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目的正当性是比例原则审查的第一阶段，在进行手段分析之前首先应当进行目的分析。十字架山案判决是实施与发展法治国家警察法原则的起点[24]，它宣示了自由法治国的基本理念，认为国家只有在必要时，才可以限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60]只有正当的目的才能证明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正当的。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法学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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